家务分工看似只是生活中的琐事，但它往往折射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结构——谁拥有更多决定权，谁承担更多责任，彼此是否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也在学习如何理解分工、公平、等级和权威。
晚饭后，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时刻：有人起身收拾碗筷，有人继续坐在沙发上刷手机。
谁做饭洗碗、谁接送孩子、谁负责挣钱？这些分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慢慢形成。有时是默契，有时也会引发争执。
人们通常把这些看作家庭内部的小事，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的日常安排也在影响孩子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孩子在学校里欺凌他人。
2026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杨帆和他的研究生们在国际期刊《Sex Roles》（《性别角色》）发表了一项研究，尝试回答一个看似跨越很远的问题：家庭里的分工方式，是否会与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产生联系。
研究团队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3年社会与情感技能调查数据，纳入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2751名10至16岁青少年的样本。通过定量分析，他们将家庭内部的劳动分配模式，与青少年的性别观念和同伴行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希望从家庭生活中，寻找校园欺凌更早出现的社会化线索。
结果显示，不同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会通过影响孩子对性别角色和社会关系的理解，间接关联到他们在同伴关系中的行为。在分工更传统或更不平衡的家庭中，孩子更容易形成性别刻板印象，也与更高的欺凌行为相关。
在杨帆看来，家务分工看似只是生活中的琐事，但它往往折射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结构——谁拥有更多决定权，谁承担更多责任，彼此是否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也在学习如何理解分工、公平、等级和权威。
以下为新京报与杨帆、博士研究生郑钧耀的对话。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杨帆（左五）、学生郑钧耀（左四）和其他同学们。 受访者供图
校园欺凌只关注学校是不够的
新京报：很多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都集中在学校，你们为什么把目光转向了家庭？
郑钧耀：我关注校园欺凌问题和成长经历有关。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聊学生的事情。从小听他们讲学校里的故事，我注意到两类情况。
一种是父母缺席的家庭，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往往归属感比较弱，要么容易被孤立，要么为了寻求认同反而去加入欺凌别人的群体。另一种是，一些孩子对性别的看法非常刻板，比如会嘲笑性格比较温柔的男生，或者排斥表现得比较强势的女生。
身边也有朋友提到自己的孩子很小就会按性别去模仿爸爸或妈妈的行为，好像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让我开始思考：这种模仿，会不会慢慢变成一种行为方式？
还有一次在朋友家聚会时，他们家上初中的弟弟吃完饭后拒绝把餐盘收起来。他很认真地说：“收拾是女人的事。”当他妈妈反对时，他指着父亲说：“爸爸也从来不做。”这让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一时的无礼，而是他从家庭里学到的性别分工的观念。
于是我开始想，孩子们会不会也从家庭的日常小事里，慢慢形成对男女角色的理解？而这些理解，会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校里如何看待和对待同学？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来自15个国家5万多名10到16岁的青少年的数据，想看看家庭分工方式是否和青少年的欺凌行为存在关联。
新京报：在家庭因素中，你们为什么特别关注“家务分工”？
杨帆：虽然校园欺凌发生在学校，但孩子社会化最早、最重要的场所是家庭。在所有家庭互动中，家务分工是最具体、最频繁发生的事情。比如谁做饭、谁照顾孩子、谁整理家务、谁负责维修房屋，这些都是孩子每天能看到的行为。通过这些细节，孩子其实在观察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在学习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这些日常互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观念。
从研究方法上说，我们也需要一个比较具体、可以测量的指标。像“夫妻关系好不好”“家庭是不是很和谐”这样的描述很难量化，但家务分工就比较清楚，可以通过实际行为来观察。因此在研究中，我们选取了7类家庭事务，比如做饭、挣钱、照顾和管教孩子、家务整理、房屋维修，以及照顾生病的家人。
我们关注的是一种“身教”，而不是“言传”。父母可能会说很多道理，但孩子更多是从日常行为中学习的。在这些细碎而持续的家务分工里，家庭关系是否平等、互动是否良性，往往会更真实地体现出来。
根据照顾生病的家人、修补家里的小物件等七个方面，研究团队将家庭分工大致分成四种类型。 受访者供图
家庭互动是孩子理解社会秩序的模板
新京报：研究得到了哪些结论？
杨帆：在数据中看到，家庭里的分工方式，和青少年是否参与欺凌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关联。
我们把家庭分工大致分成四种类型。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平等型”，父母在育儿、家务和挣钱方面基本平等分担；有45%的家庭属于“过渡型”，母亲承担大部分家务和育儿，父亲也参与一些，母亲也工作挣钱，但可能比父亲少；约17%的家庭遵循“性别专门化型”，母亲承担几乎所有家务，而父亲则专注于赚钱；还有5%的家庭呈现“疏离型”，父母双方都没有持续地承担家庭责任。
从结果来看，来自平等型家庭的孩子报告的欺凌行为是最少的。而在其他三种家庭模式中，孩子参与欺凌的比例都更高，其中疏离型家庭模式与欺凌行为的关联性最强。
新京报：家庭分工如何跟孩子在校园里的行为产生联系？
杨帆：孩子在家庭里看到的日常分工和权力关系，会潜移默化地告诉他们：社会本来就有等级、男女有分工，这种观念会被带到学校，影响他们如何对待同学。
我们分析发现，这中间大致有两条比较明显的心理路径。
第一是性别偏见。如果孩子长期看到家庭里是严格的“男主外、女主内”，就更容易形成比较固定的性别角色认知，比如觉得男孩应该更强势、女孩应该更顺从。当他们在学校看到不符合这些期待的同学，就更容易产生嘲笑、排斥甚至攻击。
第二是对能力的看法，也即“固定心态”。有些孩子会觉得人的能力和性格是天生的，很难改变。这在疏离型家庭的孩子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这不难理解，如果父母缺位，孩子很少得到鼓励和支持，会觉得“我就是这样了”，没有信心觉得“我会变得更好”。当他们在学校里遇到问题时，可能会觉得自己不能靠努力改变地位，只能通过打压别人来确保自己的位置。
从数据来看，尽管不同家庭模式的欺凌机制有所不同，但性别偏见越强，固定型思维越明显，孩子越可能表现出欺凌行为。
郑钧耀：虽然不同家庭模式对所有青少年都有影响，但在相同的家庭环境下，男孩的欺凌行为发生率普遍高于女孩。
这是因为男性社会化更强调地位竞争。传统男性气质让持有性别偏见的男孩面临更强的“性别表演”压力，部分孩子会通过欺凌进行“证明”自己符合性别期待，比如男孩以打架彰显“男子气概”，这其实是一种“性别表演”。女孩可能也会内化类似的观念，但她们会通过关系攻击或自我约束来表达，而不是公开欺凌。
新京报：不同国家之间有哪些差异？
杨帆：参与调研的15个国家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过渡型家庭占比最多，疏离型家庭在各个国家都是占比最低的。
比如平等型家庭，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大约为59%，而日本群马县这一比例只有17%，印度德里为19%，中国济南的比例大约是43%，在全球范围属于中等水平。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比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情况和中国比较接近。欧洲国家中，西班牙为45%，保加利亚为22%。
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不同，但数据都显示，平等分工的家庭与更低的欺凌倾向相关。
杨帆团队的研究论文。受访者供图
从不刻意划定“这是谁的事”开始
新京报：这项研究发表之后，收到了什么反馈？
郑钧耀：我看到很多网友会对照四种家庭分工类型，分享自己孩子的性格和行为情况，很多案例和我们的研究结论高度吻合。
其中有一条评论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位女性网友描述了自己成长的家庭，父亲拥有绝对权威，会对母亲随意发火，母亲温和隐忍、为所有家务兜底。她说，自己在上大学之前，一直在模仿父亲的行为方式，包括对母亲的无礼，因为她当时觉得那是强者的象征。后来意识到问题所在，才慢慢重新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她最后写道，自己观察到现在年轻一代的趋势其实是“性别融合”，传统刻板印象能解释的行为越来越少，这对下一代来说反而是件好事。
杨帆：我收到一些朋友的分享和讨论，比如有人和伴侣一起探讨如何让家庭分工更平等。现在，我有时候在家务上，比如送孩子时想偷懒，爱人会提醒我“研究做完了，还要做现实中的践行者”。
我还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校园欺凌怎么跟家务分工扯上关系？”“为什么不研究被欺凌的孩子？”这是因为大家习惯把欺凌看作学校问题，而忽略了孩子成长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影响。
新京报：您认为这项研究对中国家庭有哪些启示？
杨帆：家长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希望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家务分工只是表象，更核心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是否能够平等地沟通、协商，并在需要时互相补位。孩子非常敏感，每天都在观察大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因此身教远比言传更有力量：如果嘴上说男女平等，但家务分工完全不平衡，孩子自然会看得清楚。相反，如果父母之间能够平等互动、遇到问题一起商量解决，孩子也更容易学会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
和孩子一起反思家庭中的不平衡是比较好的做法，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刷手机刷很久，这是不好的习惯。我告诉女儿：“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手机管理员’，如果看到爸爸刷手机，你有权把手机收走。”即便我偶尔仍会刷手机，但至少孩子明白这是不良行为。
从全球统计来看，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仍主要是女性，男性承担较多家务的家庭比例相对较低。如果发现家庭分工不平衡，家长们可以一起反思、尝试改进，就是一种很好的言传身教，也为孩子树立了公平和合作的示范。
郑钧耀：每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懂得尊重他人。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或许需要我们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安排。
中国倡导性别平等——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家庭实践往往滞后，相关时间分配研究显示，女性承担的无偿家务劳动通常是男性的两到三倍。了解这些日常安排如何塑造儿童对公平的认知，有助于家长和教育者营造尊重而非强化等级的环境。
如果家长想做点什么，我的建议是：从不刻意划定“这是妈妈的事、这是爸爸的事”开始。
不一定要追求完美的对等，但可以让孩子看到，家里没有哪件事是某个性别天生该做的。具体来说，比如让父亲更多参与照料孩子和厨房工作，让母亲也参与家庭决策；给孩子分配家务的时候，不按性别区分轻重，而是按兴趣和能力来协商。
还有当孩子说出带有性别偏见的话，比如“女生就是不擅长理科”“男生就得坚强”，不要忽略，也不用急着批判，而是跟他聊聊：你觉得这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学来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新京报：这项研究对欺凌干预有哪些启示？
郑钧耀：霸凌的类型有很多种。除了直接的身体攻击，还有言语霸凌，比如嘲讽、起侮辱性外号；关系霸凌，比如操控社交圈子、散播谣言、刻意孤立；以及近年来越来越突出的网络霸凌。这些形式对被霸凌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丝毫不比身体伤害轻。有时候反而更难愈合，因为它更难被承认，也更难被干预。
让我印象深刻的观察是：那些长期霸凌他人的孩子，后来的成长轨迹往往也不乐观。有的在成年后频繁出现人际冲突，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预防霸凌，其实也是在保护那些潜在的施害者。
目前的反欺凌项目几乎完全集中于学校：教授同理心，训练学生在目睹欺凌时进行干预，制定针对攻击性行为的纪律政策，并通过反歧视举措营造包容的校园文化。
这些努力固然重要，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努力可能并不全面。如果家庭动态塑造了孩子关于性别和公平的基本信念，那么仅靠学校的干预措施可能难以奏效。
比如在家庭层面，父母的家务分工方式是孩子观察的“第一课堂”。爸爸积极参与育儿和家务，是在给孩子做性别平等的示范。在学校层面：欺凌预防项目不应止于行为约束，更需整合性别平等教育与成长型心态的培养。在政策层面，推动父亲育儿假、灵活工作制等家庭友好政策以及提供普惠托幼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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